到达目的地后，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是什么动机促使您和妻子、孩子坚持要留下来的呢？

乔治：我们是一个一旦开始就会坚持到底的家庭。恶劣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困扰。我妻子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生长环境很苛刻。我能住豪宅也能住陋室。这对我来说关系不大。我们把所有积蓄花在寄行李到岛上，然后又买过冬的食物，再加上冬天的棉衣等等（虽然最后大部分都没用上）。我们决定在那儿待5年。当然，最后我们在阿拉斯加待了33年，虽然现在我在办理明年的退休手续，但我也计划以后每年去那里住上一段时间。

当您给孩子们上课时，看到孩子们在课堂上的种种行为表现，如无视课堂纪律、不尊重老师等，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有什么对策？

乔治：孩子们的行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有一些基本准则。第一，不要溺爱孩子或像个国王一样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换句话说，不要纵容孩子——他们会利用你的好意反过来对付你。另一方面，也不要对孩子们破坏规则过于在意。挑战权威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因此，班级纪律要尽可能简化。比如，我培训的一个新任老师非常生气，因为有一个学生总把脚放在桌子上。但只要这个学生在学习，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摔倒伤到了自己，那是他的问题。他的年纪已经足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二，不要把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逼得走投无路。要坦然给予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你把一头受伤的野兽逼到绝境，你得给它留条逃生之路。不然它别无选择，只能攻击你。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孩子。第三，使用我说的“位置”原则。如果你走到桌子旁边，不要站在那儿。那样就把学生们置于一个屈从的位置，他们只能仰视你。另一方面，也不要弯腰俯在桌子上。这会让学生们感觉你在像母亲一样照顾他们。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是他们的父母。因此，当你走到桌子旁，要放低身体，确保和学生们在同一高度。这样，你和学生们的眼神以及思想才会在同一个高度上有交流。

当您接触到“未来问题解决”项目时，您首先弄懂了这个项目最基本的规则和解题过程，那您又是怎么理解并把这个项目浅显易懂的传授给孩子们的？

乔治：由于暴风雪的袭击，我几乎对这个项目或教学方法一无所知。我一开始方向就错了——我的开题是“从萨文格（村庄名）转移一头大象”。这是要解决问题，但这个场景太不真实了，很荒谬。而且，我意识到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更为关键的是问题识别。我们花了90%的时间在识别和分析问题上，而不是试图解决问题。这很符合爱斯基摩文化，即不要犯错。犯错意味着死亡。顺便说一下，这个观念似乎也很符合亚洲文化。美国人急于尝试，解决问题的时候对所有变量不加识别。所以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发动战争——我们以为会解决问题，但事实上却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亚洲人似乎把事物考虑得很仔细，很全面，这和爱斯基摩文化中的任务分析很相似。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那种不多加分析就解决问题的需求结合起来，那我们就真的拥有了强大的力量。日本的汽车制造业大多由白种美国人开办，这并不是巧合。日本人对汽车行业及其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行分析，由美国人提供创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相似的情形在日本海苔行业也发生过（我在美国曾经历过类似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