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书结下缘分较早。

　　四五年级时，便人模人样地捧起《红岩》《苦菜花》《三家巷》。上六年级时，已看完《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还看了诸如《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官场现形记》等。到了初一，我的目光又“移情”到外国名著上头去了。什么《复活》《红与黑》《高老头》《死魂灵》等等，都是这时候看完的。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书被扫荡一空，校图书馆也行将倒闭。

　　我郡年才12岁。“搞革命”嫌嫩了点，“打砸抢”够不上资格。人家大串连，为的是祖国山河一片红，我大串连的直接动机和辉煌成果是两大本漂亮糖纸。

　　为了打发少年萌动期那过剩的精力和躁动的情绪，我常常上街去瞎转白逛，或是听大学生大辩论，或是看红卫兵刷标语、散传单。

　　一天我看完一场拙劣的美其名曰“造反有理”的宣传演出归来，路过一个废品收购站，见一个老头正撅着屁股起劲地搬一捆书。我忙凑上去，助了他一臂之力。

　　谁知这一凑还真不愿走了。老头那捆书竟然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外名著。我随手翻了一下，就看到了《战争与和平》《毁灭》《贝姨》《聊斋志异》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搜罗出仅有的五角钱。，

　　“五角钱，拿五本去。”老头慷慨地挥挥手。

　　我挑了五本，仍不过瘾，又多拿两本。老头也没介意。

　　从此，老头的废品收购站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于是，我在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就拎着小黄包来到收购站。照例老头每天都要收进一批新的旧书。

　　每进一批书时，他总爱对我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哇，可肥了咱废品收购站。”

　　因为厮混得熟了，由一开始的一角钱一本，发展到后来的一角钱好几本。至于那些过期的刊物和杂志，更是比烂萝卜烂茄子还便宜，常常是一角钱一大捆。记得当时除了小说外，我还买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欧洲哲学史》，以及《历史研究》《文史哲》一类的书籍和刊物。

　　正是在这些书中，我知道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故事，认识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基度山伯爵》，看到了《悲惨世界》里底层人民的不幸遭遇，了解到《在间》谋生的艰辛……至于亚瑟的坚贞不屈，于连的个人奋斗，简，爱对于人格平等的追求，克里斯朵夫不向命运屈服的反抗精神，都在我少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68年我下放农村，这些书被装满了一大箱带到农村。为了打发农村那些吃饭干活百无聊赖的日子，昏暗的煤油灯下，淫雨绵绵的歇工日，这些书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和精神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