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书结下缘分较早。

　　四五年级时，便人模人样地捧起《红岩》《苦菜花》《三家巷》。上六年级时，已看完《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还看了诸如《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官场现形记》等。到了初一，我的目光又“移情”到外国名著上头去了。什么《复活》《红与黑》《高老头》《死魂灵》等等，都是这时候看完的。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书被扫荡一空，校图书馆也行将倒闭。

　　我郡年才12岁。“搞革命”嫌嫩了点，“打砸抢”够不上资格。人家大串连，为的是祖国山河一片红，我大串连的直接动机和辉煌成果是两大本漂亮糖纸。

　　为了打发少年萌动期那过剩的精力和躁动的情绪，我常常上街去瞎转白逛，或是听大学生大辩论，或是看红卫兵刷标语、散传单。

　　一天我看完一场拙劣的美其名曰“造反有理”的宣传演出归来，路过一个废品收购站，见一个老头正撅着屁股起劲地搬一捆书。我忙凑上去，助了他一臂之力。

　　谁知这一凑还真不愿走了。老头那捆书竟然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外名著。我随手翻了一下，就看到了《战争与和平》《毁灭》《贝姨》《聊斋志异》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搜罗出仅有的五角钱。，

　　“五角钱，拿五本去。”老头慷慨地挥挥手。

　　我挑了五本，仍不过瘾，又多拿两本。老头也没介意。

　　从此，老头的废品收购站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于是，我在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就拎着小黄包来到收购站。照例老头每天都要收进一批新的旧书。

　　每进一批书时，他总爱对我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哇，可肥了咱废品收购站。”

　　因为厮混得熟了，由一开始的一角钱一本，发展到后来的一角钱好几本。至于那些过期的刊物和杂志，更是比烂萝卜烂茄子还便宜，常常是一角钱一大捆。记得当时除了小说外，我还买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欧洲哲学史》，以及《历史研究》《文史哲》一类的书籍和刊物。

　　正是在这些书中，我知道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故事，认识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基度山伯爵》，看到了《悲惨世界》里底层人民的不幸遭遇，了解到《在间》谋生的艰辛……至于亚瑟的坚贞不屈，于连的个人奋斗，简，爱对于人格平等的追求，克里斯朵夫不向命运屈服的反抗精神，都在我少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68年我下放农村，这些书被装满了一大箱带到农村。为了打发农村那些吃饭干活百无聊赖的日子，昏暗的煤油灯下，淫雨绵绵的歇工日，这些书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和精神伴侣。

　　开始一本本、一册册系统地认真地读这些书。小说看完了，就啃这史那史。然而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啃这些属于专家学者读的“高层次”专著，实在有些力不从心了。

　　好在我当时已经“发蒙”， 已经有一种对于知识渴望的原动力，我坚定地认为，既然人家都能把书写出来，我却连看也看不懂吗?——就那么窝囊废蠢不可及?

　　凭着一股少年气盛的倔劲，凭着我不算太懒太顽愚的悟性，我硬是查看字典，读完了那一本本的“史”，一本本的刊物。

　　如果说一开始读这些书还有些生吞活剥，还全凭意志和毅力才能读下去的话，那么到后来，我竞喜欢上、爱上这一类的书了。因为这类书，可以满足我的求知欲，可以使我知道昨天的历史、昨天的人类，可以给我思想，给我启迪和智慧。

　　记得有一次去一位女友家做客，女友的爱人是学法国史的。无意之中我们扯起了路易十四、法国大革命、枫丹白露及超现实主义……当时那位女友的爱人十分吃惊，说“没想到女人还有喜欢外国史的”。

　　其实他大可不必这么惊奇。女人也是人，也有求茹欲，读书是不分性别的。我向来认为一个人的读书面越宽越好，我甚至还认为，作为一名作家，肚子里应有几本“史”。

　　我的那些“文革”中在废品收购站里弄来的书，后来便成了我的丰富财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批藏书，不仅成为我，也成为当时我的一些朋友的共共同精神食粮。我之所以在后来写下历史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李清照》，之所以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历史纵深感和氏民族使命感的散文，如《不该遗忘的废墟》《写在半坡村遗址》《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就是与那时打下的底子有关。

　　如果说，今天的我还不算太蠢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那个老头的废品收购站造就了我，使我在人生读书的“最佳峰值”年龄里，读了一批有价值的书。

　　热爱书吧，青年朋友们!——倘若你不想使自己愚蠢，倘若你想使自己的人性完善，倘若你一心要在未来成就一番事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