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一本相簿，贴满了年代久远，但却保存得极好的照片。照片里的那个少女，标致美丽。漆黑发亮的头发，长可及肩;长长的丹凤眼，隐隐含笑。她穿着时髦的泳衣，倚在游泳池畔的栏杆上，星星点点的阳光在她脸上跳跃;她穿着紧身的格子长裤，骑着脚踏车在马路上奔驰，黑黑亮亮的头发在风里神气地飞扬;她穿着圆领细腰的大花裙，斜斜地坐在如茵的草地上，笑容比周围嫣红姹紫的花卉更为灿烂。

　　照片中的这位少女，如今已经65岁了。她是我的母亲。

　　结婚之前，没有任何人相信，母亲能够吃苦。外祖父是怡保数一数二的殷商，拥有一幢占地极广的双层大宅。虽是富商，然而，外祖父全无伧俗的铜臭味。相反的，音符和书香，满屋飘溢。

　　天生聪慧的母亲，在这种优渥的环境里，逐渐成长为一名极为出色的女性。她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入水能游，出水能弹(钢琴)。她不但通晓中英双语，而且能写出一手流畅的好文章。

　　1945年，被誉为“抗战英雄”的父亲，在拜会怡保侨领外祖父时，看到了坐在小厅里为外祖父处理文件的母亲。

　　惊艳。

　　从此，外祖父那座大宅便变成了一块强力磁石，每天晚上，风雨不改，父亲一定准时报到。终于，成功地俘虏了美人心。

　　婚后的生活，时而安定，时而坎坷。父亲曾与朋友在一个唤作“和丰”的地方开采锡矿。然而，由于所投资的那一大块土地锡米不多，因此，那几年的辛苦便白白付诸东流。

　　我出世时，父亲已是个小酒铺的店主了。小小的酒铺里，访客川流不息;然而，这些来访的人，谈酒不买酒，他们谈文化、政治、社会、理想。每每尽兴而归时，生性慷慨的父亲便把一瓶瓶的酒送人。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使小酒铺的赤字愈来愈多，最后，闭门大吉!

　　这时，一向热衷于文化事业的父亲，高高兴兴地办起报纸来。这份报纸，取名《迅报》。

　　筹办《迅报》期间，家中的经济拮据不堪。我们住在一所无电无水供应的茅屋里，屋外乱草丛生、群蚊飞绕。一条邋里邋遢的河，日夜不停地在屋外呜咽抽泣。

　　有了三个稚龄孩子，母亲的家务永永远远也做不完。婚前那一双保养得极好的手，粗糙了，起泡了，生茧了。童年里最为清晰的一个印象是：穿得极为朴素的母亲，蹲在地上，用竹枝扎成的扫把，一下一下清扫地上的污水。

　　那一年农历新年，近在眉睫。可是，米缸却有断炊之虞。夜极深，爸爸还在外头奔波张罗。母亲煮了一锅稀稀的白粥，三个小孩儿狼吞虎咽。母亲坐在桌旁，双眉微蹙，不言不语。她面前的那碗白粥，没了烟气，冷冷的、白白的、圆圆的一团，好似一张血色被抽离了的忧伤的脸。远处，隐隐地传来了爆竹的声响，稀稀落落的，好像是星星点点的喜气，可是，这喜气，却是摒绝在我家门外的。好不容易等到爸爸回家来了，两个人相对看时的表情是没有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