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对于女儿困窘的情境并不是视而不见的，可是，母亲倔犟的傲骨却使她不肯接受任何来自娘家的接济。而情操极高的父亲，对于金钱的概念始终很淡薄。夫妻两人打定心意，齐心协力地咬紧牙根以渡过人生这一段萧瑟酷寒的黑暗期。

　　在贫穷的夹缝里为三餐营营碌碌的母亲，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她为父亲的《迅报》写长篇连载小说，笔触细腻，情节曲折，据说拥有不少读者呢!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母亲低着头在沾着油迹的木桌上写作时那美丽绝顶的神情。煤油灯里闪烁不定的火舌映照在褐色格子的稿纸上，好似无数小精灵在快乐地起舞，母亲嘴角含着温柔的笑意，整张脸的轮廓显得非常地柔和。在这个全神贯注地进行创作的时刻，她不是母亲，不是妻子，她是她自己，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

　　除了创作，母亲也自行翻译外国的文稿。她对语文，有着强烈的兴趣，数十年来，不论处于顺境或是逆境，她都不曾放弃阅读。常常涉猎英文杂志报纸的结果，使她有了极强的英文基础，因此，从事翻译，得心应手。

　　文化事业，是恒远地寂寞的。父亲创办的《迅报》，在苦苦支撑了三年之后，因为曲高和寡而闭门大吉了。

　　这时，父亲决定离开怡保，南下新加坡另谋发展了。下这决定时，家中老幺刚出世不久。母亲在初生婴儿不断啼哭的烦乱里，在稚龄儿女不停吵闹的慌乱中，保持着高度的镇定，有条不紊地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打点好。

　　1958年，我们一家子挥别了淳朴美丽的故乡怡保，来到了当时繁乱而不繁华的新加坡，在地点偏远的火城，租下了一个房间，一家六口挤在一起住。

　　初到异乡的父亲，在他哥哥的协助下，当起了建筑承包商。早出晚归，日夜拼搏。

　　母亲呢，足不出户地照顾四个小孩儿。外头的花花世界，她连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邻居的东家长、西家短，她充耳不闻。柴米油盐酱醋茶、尿布桌布窗帘布，是她生活的全部。写作与阅读，和她已成了毫不相干的两码事。

　　在那段年轻的日子里，我曾是母亲眼中的刺猬。有一回，闹了情绪，受了责骂，足足几天，不和母亲对话。晚上，她一边抹桌子，一边叹气，说：“我是你母亲呢，怎么说你几句就当我是仇人。”

　　我抬头看她，就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看到她头上闪出了几根刺目的白发，眉眼处也牵出了几道惹目的皱纹。

　　我很震惊。母亲居然有白头发、有小皱纹了呢!千句万句“对不起”，悄悄地在心底响了千遍万遍，可是，说不出口来。

　　上了大学，忙着适应新生活、忙着结交新朋友，就算是周末也好似蜻蜓点水似的，轻轻一转，又飞离家门，在外头辽阔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大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