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报考大专
“恭喜你,出来就是公务员了!”
查询到录取结果后的一天,徐曦收到了初中语文老师发来的祝贺。这是对方说的第一句话。
今年7月,浙江考生徐曦以635分的成绩,被大专院校浙江警官职业学院(简称“浙警官”)录取。她是典型的好学生,高中就读于本地排名第二的重点中学,在年级约360人中,一直稳定排在前20名。
635分,这个成绩高出浙江省“特控线”(可理解为一本线)40分,距离浙江大学的最低投档线664分也不算太远。
三年前,徐曦还从未想过自己会被一所大专院校录取。在好学生思维中,考上“大专”是一件恐怖的事。从小身边老师和学校灌输的概念,都是一本学校最好,一本率也被学校作为重要的绩效指标。
因此,在父亲建议她报考这所院校时,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户口本:“以后要是户口本上写学历,我写一个专科……”她不敢细想。
到今年,徐曦感觉身边老师、父母的价值观似乎都变了。得知自己考上浙警官,老师们都说挺好的,“出来就有工作。”
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个大专院校的提前批有一些“特殊待遇”:
浙警官的前身,是1982年8月创办的省劳改工作干部训练班。如今,它是浙江省属司法警官院校,由司法部与当地省人民政府共建,主要培养狱警方面人才。
它的全日制学生约有4000人,其中提前批学生约400人,分属刑事执行、行政执行、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司法信息安全4个警察类专业,享有“便携入警政策”:在大三毕业那一年,学校会组织学生们参加浙江省公务员考试(简称“省考”),同时学校会得到单独批次的入警名额,免于与社会大军相竞争。
“比如400个毕业生,会单独给学校390个岗位入警。而你参加社招,可能400人只录取一人。”今年从浙警官毕业,成功“上岸”成为狱警的应届毕业生沈喆解释道。
以追寻稳定工作为志愿填报导向,已成为今年的显著趋势。这种导向从大学后人们的选择中已初见端倪:
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在2016年至2023年持续上涨,仅在2024年,出现8年来首次下跌。与此同时,国考大热,报名人数从2020年的127.7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303.3万人,报录比也从53:1增加到77:1。
越来越多家长以考公考编为终点,开始提前为孩子做打算。“毕业约等于有编”的师范生、警校生,成了最优选。
“只要能找到好工作,上大专也无所谓;如果找不到好工作,上再好的大学也没有用。”有人如此总结当下考生和家长们的心态。
高中这三年,浙江考生孙智翔不断从新闻和身边人的谈论中得知,“现在本科也找不到工作。”“文科的尽头就是考编。”
高中老师上课时也偶然会提到,现在即便是一本大学的学生,“也很迷茫,没有什么目标,也一直在愁工作。”
最终,孙智翔报考了浙警官。他的高考成绩为601分,高出浙警官男生分数线6分,在高中班里三十多人中排名第二。班主任听说他报考的是个专科学校,第一时间问他,“你会不会太亏了?”
但录取结果出来后,孙智翔的家里人都非常开心。孙智翔第一反应也是一样:“以后工作不用愁了,大学四年不会迷茫了。”
高二时为了备考,孙智翔周末出校去体训
“福建警校已压过厦大线。”
“广东警官学院提前批,吊打华南理工大学。”
“湖南警察学院一个二本,今年力压一本大学冷门专业。”
自从去年12月省考结束后,沈喆已经玩了8个月。
时不时地,他会听身边其它学校同届的朋友们表达对他的羡慕。一位浙师大数学系的朋友想要回宁波工作,告诉沈喆自己还得考研,因为是考编的一个门槛。另一位武汉理工大学的朋友,理想是进腾讯、华为这种大厂工作,感知到现在的就业压力后,也面临需要“被动考研”的局面。
老朋友们不约而同地怀疑起自己当初的选择,“他们当年的分足够报警校。现在会有一些动摇,当时的选择到底正不正确?”
在身边其它学校的应届生还在为工作焦虑需要考研考公时,沈喆已看见一份确定的未来:省考通过后,自己将于8月入职浙江省的监狱,成为一名狱警,年薪20万上下。
与身边许多同学不同,沈喆的父母是生意人,给五星级酒店供给客房和餐饮服务。疫情期间,通过父母的遭遇,沈喆感受到这几年经商的风险。父母尽管收入高,但是压力大,总是焦头烂额,要不断应酬、找项目,实际上可支配收入不多,“没法潇洒”。
而他观察自己身边的公务员,拿着“死工资”,反而生活在一种确定感中,“可支配收入”很高,“他们脑子里想的就是下个月靠着这么点钱,可以去哪里玩,去哪里爬山、旅游,而不会想着明天要去哪里挣钱。”
他也记得2019年前经济环境还好时,警校的分数线“很低很低”,“那时候最火的专业还是金融和计算机。”而今年,财经类院校也不再吃香,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2024年投档最低分较去年都有下降。西南财经大学等往年都可以招满学生的大学,今年都有缺额。
互联网上有机构从业者戏称,“难道我们回到了过去?现在的局势跟八九十年代的中专生吃香,真是太相似了。那时中专生出来能有铁饭碗,包分配,非常火热,上不了中专的人才去读高中、考大学。”
更有人对这样的选择保持怀疑:上了警校,真的就能够一劳永逸吗?
在浙警官就读的三年,应届毕业生沈喆也看见了这种“确定性”背后的另一面。
尽管2023年浙警官的本省入警率高达95%,但人人都不想成为剩余的5%。警校内的省考,实际上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超人们所想,甚至已经“卷”到和社招难度相差无几。
沈喆做了一个统计,在今年通过省考顺利入警的同学中,有70%的人分数线已达到社招进面试的标准,四个专业400多名考生的分数拉下来,平均分约128分,最后一名与排名中间的同学,相差不过十几分。
毕业即入编,远不是考生们所想的那么轻松。沈喆发现,由于报考这些专业的同学们都有上岸的明确目的,且大家需要共同争抢学校内部的入警名额,同学们的关系会在省考那一年走向异化,校内的氛围也会越发紧绷。
“目之所及,都是对手。”备考后期,沈喆感觉焦灼的气息攫住了每一个人,包括自己。准备睡午觉时,他发现室友都已经起床,拎着包去了图书馆,他感觉自己也没法踏实地闭眼。
入校前,他觉得这么高的入警率,自己“怎么也不可能是剩下的5%”,但现在,这种能看见每一个“对手”的状态,让他再次陷于不确定的压力。自己好像怎么做,都有人比自己更努力。
同学们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发现自己大一、大二时那些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备考过程中突然都有了“一些自己的小心思”。
一次,他看见室友在宿舍上网课,询问对方能否分享课程资源,对方支支吾吾,一会儿说“这个东西好像分享不了”,一会儿说“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过了几天他路过时,却发现室友仍在看这门网课。
沈喆理解同学们压力的来源。“上和下,两条路,对我们人生的改变是天翻地覆的。”
报考时,人们提及警校,都只会想到入警上岸的那批人,却鲜有人注意到,那些在校内也没通过省考的人去了哪儿。
考生及家长在“一切为了就业”的原则下,选择高度服务于就业的院校,却往往会忽略除了上岸外,学校再没有为学生提供更多可能。
沈喆指出了“最优解”后隐藏的风险与代价。
三年里,他感受到自己的所学,都是为了成为狱警而设置。格斗、犯罪心理分析、犯罪心理矫正、狱内侦查等……一旦没有走上这条道路,这些知识和技能几乎就变得“一文不值”。
“考上你就是公务员,稳定高薪有保障。但如果没考上,你就是一个拿着专科文凭步入社会的人,什么知识技能都用不上。”
省考成绩出来时,沈喆怎么也想不到,那位“被淘汰”的同学是跟自己关系不错的一位朋友。平时在他眼中,这位朋友完全不是懈怠的类型,反而非常刻苦,“每天中午给自己定闹钟只睡20分钟。早上6点多就起床去图书馆了,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到寝室。”
今年6月毕业后,朋友告诉他,自己打算参加专升本考试。身边其它被淘汰的同学,许多不得不去报考自己三年前就能去的本科院校,读完三年本科拿到文凭后,再参加公务员考试,重新参与社招。
“但是400人里招390人你都考不上,400人里招一两个的,难道就能考上吗?许多人想到这里,可能也就此放弃,会选择别的工作了。”
沈喆难以想象这些踏空者以后的就业方向。考上警校后,考生和家长对于未来的想象简称为“当警察”和“其它”。
他和那位刻苦的朋友聊天,了解到对方在暑期找到了一份短期工:在剧本杀店当NPC。“他打算先去过渡一下,因为他也不知道有别的什么就业方向了。”
何处是岸
孙智翔觉得,自己再怎么也不会是“被落下”的那5%。徐曦的父亲也直接告诉她,“你考上浙警官,就是上岸了,不用操心了。”
在高中听到父亲的意见前,徐曦从来没想过要做警察,更没想过做狱警。有意愿报考警校的同学,会在高二下学期时被学校组织在一起参加体育训练,为应对警校所需的体测做准备。
徐曦的体育成绩也不好,尤其抵触800米长跑。备考这一年,她和其它同学区分开来,在每个早读、课间操时参与训练。在夏天抱着二十斤的沙袋做蹲起,一组二十个,一次做四组。
一次训练结束时,徐曦浑身酸痛,有些中暑。她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而坚持。她流着泪打电话给爸爸,说能不能不练了。
“我考别的学校吧,以后努力点,考研考公,我宁愿吃文化课的苦,也不想练体育了。”爸爸安慰她,实在不想就算了。
但是现在形势不好,“考警校,也是多一条路。”
后来,在接触到读警校的学长学姐后,徐曦也渐渐认同了这个选择,觉得穿警服也挺帅,有“别样的感觉”。
她尤其记得今年5月4日在杭州参与体测时遇到的一位女生。在等待入场安排时,考警校的女生们都坐在一个教室里。这位女生坐在她的前面,留着短发,长相很飒,就是一副“天生警官的样子”。
在等待间隙,女生突然转过身来跟她聊天。徐曦说自己恐怕要考到666分,才能上那所本科级别的浙警,女生听完后笑了,说以后就叫她“6姐”。她告诉徐曦,自己也想考浙警。
得知自己被浙警官录取时,徐曦在朋友圈关注起那位女生的动态。
在一条朋友圈长文中,徐曦看见她用第二人称情书的方式,梳理一路以来为警校理想而奋斗的历程:“之所以选择你,我并非受毕业包分配这些条件所诱惑,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和敬仰。”
女生写道自己从14岁开始就明确了当警察的愿望,身边的朋友在高三时都称呼她为“警官”,她非常开心,也曾在班级门口写志愿的红色木牌上、心愿瓶中、高中三年的日记中一遍遍写下自己的渴望和期待。但她最后没有考上浙警,转而去浙师大读了英语师范专业。
徐曦看得眼泛泪光,感到一种敬重与向往。她看见女生对这份职业发自内心的热望,而自己好像从没产生过这样的理想。
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小时候家里人问以后想做什么,徐曦也只是随口说几个知道的,“医生、律师、翻译官。”高中时父母也问过很多次她的志向,她仍然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没想法,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就连业余兴趣爱好,她也总是先看别人的兴趣是什么,再自己跟着去尝试。
相比起来,徐曦更清楚父亲的理想。他曾告诉徐曦和她的妹妹,自己小时候就有警察梦,但没有实现,就只能由她们来实现了。徐曦偶然和上初一的妹妹交流,对方告诉她,自己以后想当兵。徐曦不知这是否是妹妹自己的想法。
最近,在高考结束、等待入学的间隙,徐曦仍然没有停止学习。尽管许多学长学姐都告诉她,这个学校不需要考四六级,妈妈还是让她“去考起来”,不仅如此,最好还要在这个暑假“没事去学PS、学表格、去学那些有用的东西,以后可以赚钱”。
有段时间,妈妈甚至还告诉她,让她把高中没搞懂的知识点,都搞懂一下,比如生物知识等。徐曦觉得有些荒唐。但她仍然听从着建议,学着英语四级。和另外两位男生不同,她好像从未产生过已经上岸的松弛感。
高考结束后,她觉得自己“最近好松懈,天天都在玩”,玩手机久了后,她会有一种负罪感。她觉得自己不是聪明的类型,“需要努力,不能松懈”,学英语让她感觉自己还有价值,还有点事干。
十八年来,努力已经成了她的一种惯性,乃至生活方式。可是如果真的上岸了,努力的目标又是什么?
徐曦想,自己也许还是应该在工作后,再去参加一个专升本考试。
也许“学历高一点”,以后的“晋升好一点”“工资高一点”?她也不确定。但总体来说,她觉得户口本上学历那一栏,写上“本科”,肯定还是比“专科”好一点。
应讲述者要求,部分人物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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