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完志愿后的几天，徐曦去镇上政审，遇见一位高考分数658分的女生，也报考了跟自己一样的专科院校。在办公室长桌两边，家长们一边填信息，一边互相打听对方孩子的分数。徐曦的父亲聊完天后回来告诉她，那位“658女孩”在县里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就读，父亲是跟自己同镇的公务员。转述中，徐曦的父亲先是震惊，“658分，就算是省外的211、985说不定都能上，干嘛要来读这种专科学校？”而后他话锋一转，很快安慰起对大专有所抵触的孩子，“你看，人家658都报了，说明我们报这个其实一点都不亏。”录取结果出来后，徐曦的父亲是最开心的一个人。通知书还没寄到，他就先将女儿的录取页面截图发了一条朋友圈。密密麻麻的头像挤在徐曦的录取结果下方，一时见不到底。徐父激动地说：“我这辈子朋友圈都没有过这么多赞。”
坦途的另一面自从去年12月省考结束后，沈喆已经玩了8个月。
时不时地，他会听身边其它学校同届的朋友们表达对他的羡慕。一位浙师大数学系的朋友想要回宁波工作，告诉沈喆自己还得考研，因为是考编的一个门槛。另一位武汉理工大学的朋友，理想是进腾讯、华为这种大厂工作，感知到现在的就业压力后，也面临需要“被动考研”的局面。
老朋友们不约而同地怀疑起自己当初的选择，“他们当年的分足够报警校。现在会有一些动摇，当时的选择到底正不正确？”
在身边其它学校的应届生还在为工作焦虑需要考研考公时，沈喆已看见一份确定的未来：省考通过后，自己将于8月入职浙江省的监狱，成为一名狱警，年薪20万上下。
与身边许多同学不同，沈喆的父母是生意人，给五星级酒店供给客房和餐饮服务。疫情期间，通过父母的遭遇，沈喆感受到这几年经商的风险。父母尽管收入高，但是压力大，总是焦头烂额，要不断应酬、找项目，实际上可支配收入不多，“没法潇洒”。
而他观察自己身边的公务员，拿着“死工资”，反而生活在一种确定感中，“可支配收入”很高，“他们脑子里想的就是下个月靠着这么点钱，可以去哪里玩，去哪里爬山、旅游，而不会想着明天要去哪里挣钱。”
他也记得2019年前经济环境还好时，警校的分数线“很低很低”，“那时候最火的专业还是金融和计算机。”而今年，财经类院校也不再吃香，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2024年投档最低分较去年都有下降。西南财经大学等往年都可以招满学生的大学，今年都有缺额。
互联网上有机构从业者戏称，“难道我们回到了过去？现在的局势跟八九十年代的中专生吃香，真是太相似了。那时中专生出来能有铁饭碗，包分配，非常火热，上不了中专的人才去读高中、考大学。”
